洗脑与教育的区别是什么？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教育和洗脑。我怎么敢在一所专门培养尖端教育人才的著名大学谈教育呢？不敢。我只是对照洗脑谈谈教育和洗脑的几点区别。

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把教育混同于洗脑肯定是不对的。的确不对，不过，两者到底区别何在，也不是那么容易想清楚，讲清楚。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近世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常听人反对灌输，认为有洗脑之嫌，在传统社会，该教给学生些什么东西，分歧较少，因此，灌输不灌输就不是那么突出的问题，而现在，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个人的自由选择得到推崇。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过去的统治者宣扬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也有洗脑的成分，但只到了最近百十年，一个政权才开发出如此强大的洗脑机器。所以说，教育和洗脑之间的张力，今天格外凸显。

让我们从洗脑说起。“洗脑”这个说法大家都熟悉，每个人都可以列举很多例子，从纳粹德国说到传销，从商家的宣传说到不同的政治主张，怒斥那些施行洗脑的坏蛋，嘲笑那些被洗脑的人，抨击可以很过瘾，大家听得也开心。不过，抨击嘲笑太容易了，倒可能妨碍我们思考。我今天想说的是，洗脑的问题有点儿复杂，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先不忙把这个那个说成洗脑。

▌洗脑要灌输给我们的是虚假的观念而不是真理

说到洗脑，大多数同学想必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名著，即使没读过，也应该听说过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那是本小说，不过，离开现实并不远。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建造起强大的宣传机器，这台机器编造历史，歪曲现实，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民生活得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现在回顾，我们会说当时自己被洗脑了。听说，我们邻邦朝鲜的民众今天还是这么想的；我们会说，那是他们被洗脑了。

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同时还得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异见出现，更不允许它传播。

所以，这台宣传机器还要跟严格的审查制度配套，因为，很显然，如果民众有多种信息渠道，获得官方宣传之外的不同信息、相反的信息，他们就可以比较、甄别，就有可能怀疑被灌输的画面。

如果有人表达了异见怎么办？可以动用专政机器把他抓起来，或者，干脆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

1966年有个叫遇罗克的青年，写了一篇《出身论》，反对当时的一幅红色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

遇罗克所讲的，现在只是很普通的看法，再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正式的官方立场，可是，遇罗克还是犯忌了，因为他用自己的脑子想事儿，没有完全依照官方的口径说话，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我想说的是，在宣传机器和审查机制背后，还要有赤裸裸的暴力。遇罗克是个可敬的青年，当然，他只是千千万万例子中的一个。

从遇罗克的例子看，洗脑包括三个要素：灌输、查禁、暴力。不过，从一个例子做概括，肯定是太草率了。例如，洗脑总有暴力支持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传销，想一想集体自杀的圣殿教教徒，想一想自杀式袭击者，会觉得洗脑不一定总有暴力支持——那些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被洗了脑，跑去参加ISIS，似乎并没有谁胁迫他。

那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界定洗脑的。在辞典里可以找到对洗脑的多种多样的定义。有些内容跟我上面的概括重叠，有的方面不一样，例如，这些定义都没有提到暴力支持。这里不重复这些定义，归纳下来，大致意思是：强行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有的说法更周全，加上了“为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别人强行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强行灌输，一个是虚假，最后一个是为了洗脑者自己的利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我们不妨对照这三条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先说虚假。洗脑要灌输给我们的，是虚假的观念而不是真理。教育的目的则相反，教育是要让我们获得真理。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这好像是很重要的一条——要是洗脑的结果是给我脑子里装上了好多真理，即使用了点儿强制，洗脑似乎也还是一件好事。是不是这样，我后面会谈到。

再说第二条，强行灌输。“强行”的意思有点儿模糊，可能是指依靠暴力，不过，重点好像还是在“灌输”上，灌输本身就带着“强行”的意思。洗脑要把一套虚假观念灌输到我们脑子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开动宣传机器，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宣传机器不停运转。大家都听说过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教育则不同，教育不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学生是自愿自主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有些论者甚至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自由的交流。这是洗脑和教育的又一层区别。

第三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纳粹的宣传为的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为的是纳粹党自己的利益。再以传销为例，他给学员灌输传销多么多么有利可图，谁有利可图？首先是他自己，他发展了下线，他自己先就赚上了一笔，你会不会赚到，那其实不是他关心的事。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三层区别。如果你接受我教给你的东西，我就明显会得到好处，你显然有理由对我那套东西保持警惕。丈夫教妻子三从四德，妻子信了，从此丈夫在外吃喝嫖赌，妻子低眉顺眼不说个不字。这时候，妻子很有理由怀疑三从四德这套道理是不是一套好道理。政府教我们说事事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然后呢，税叫政府收走了，房子叫政府拆掉了，讨个说法让政府给抓起来了，这时候，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那套观念对头不对头。我不是说女人贤惠不好，不是说国家利益不重要，但显然得有点儿什么跟这些东西配套才对，例如，国家利益重要，另一方面，个人权利也重要。

▌一方面，洗脑不一定都靠强制灌输，另一方面，教育也有强行灌输的一面

虚假，灌输，为了洗脑者自己的利益，从这三个方面看，的确，教育都不同于洗脑。不过，我们要是多想一步，这三种区别，每一种区别都不是那么分明，都还有疑点。

就说强行灌输吧。这里的疑点是：一方面，洗脑不一定都靠强制灌输，另一方面，教育也有强行灌输的一面。先从教育这方面说。我们现在实行高中以下义务教育，这同时也是强制教育，家长不让孩子受教育是犯法的。教育也并不总是讲道理，很多东西直接就要求学生背下来。老师要求学生背这首诗，背这篇课文，这不是灌输吗？历史课、政治课，灌输的成分就更多些。灌输背后都有强制，背不下来就扣分，这就是一种强制手段。想想我们怎样教孩子弹琴，强制就更明显了，不待细说。你跟孩子说，你要么坐在这儿好好弹琴，要么上院子里耍去，十个孩子十个到院子里耍去。我知道，有些论者主张，真正的教育不可以是灌输，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平等的、自由的交流。这种主张，显得开明，而且政治上正确。我当然十分赞成我们的教育应该减少灌输的部分，增加自由探讨的部分，到大学阶段，尤其要更多的自由探讨。不过，教育不可能等同于自由交流。小学、中学就不去说它了，即使到了大学，师生之间也不完全是平等交流。我在别处就此说过几句，这里不多说，不怕俗气，我会说，要是平等交流，就不该让学生付学费，而老师拿一份工资。

从洗脑一方面说，它似乎也不一定都靠强行灌输。我们刚才说到一些欧洲青年，听了ISIS的一套宣传，几千人跑去参加圣战，没有人强迫，他们自愿跑过去。甚至说不上灌输，他们所在社会，ISIS那一套不是主流，他们要自己千方百计去了解。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人们说，他们都被洗脑了，但他也不是因为受到胁迫才加入圣殿教的。

真实和虚假则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也许会想，我们把&人帮那一套叫做洗脑，是因为它要灌输给我们的是一套错误或者歪曲的观念；而我们所说的教育，比如我们教给学生代数公式，教给他们唐诗宋词，教给他们弹钢琴，教给他们爱祖国，我们是在教一些正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大家已经听出来了，这个想法没能把我们带得很远。且不说家长会给孩子讲圣诞老人的故事，会告诉孩子她是从面包树上生出来的。这里的大问题是：应该由谁来确定真假好坏？张春桥也许会说，而且他也许真的相信，咱们都应该热爱江青同志，“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伊斯兰国的头领会说，他们也许真的认为，把全世界都纳入真主的统辖是最最正确的方向。你也许会说，问题不在于他怎么认为，而在于客观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好的。

也许是这样，但怎么区分什么客观为真什么客观为假，应该由谁来区分？这些问题太大，这里实在无法展开来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基督教的一整套信仰和学说都是虚假的，我们是否因此就能认定千百万人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信仰都是洗脑的结果？如果基督教信仰不是洗脑的结果，那么，圣殿教教徒是被洗脑了吗？自杀式袭击者是被洗脑了吗？

最后，再来看看“为谁的利益”这件事。我刚才举了些例子来说明，的确，如果你为自己得到好处来教我，我就有理由怀疑你在洗脑。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至少首先或主要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些“教育者”的利益。但ISIS的洗脑就只是为了拉登们的利益吗？你恐怕不能这么论证——你说，自杀式袭击者被洗脑了，你看，他去袭击，自己死掉了，得到好处的是拉登他们。且不说拉登们所冒的风险一点儿都不少，而且，你还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想到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牺牲的成千上万国军烈士。你要是把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都说成洗脑，那么，除了市侩哲学就没有什么不是洗脑了。

▌专事灌输的宣传机器，总是和审查制度配套

我不是说，洗脑和教育没有区别，而是说，要弄清这些区别，有可能比我们一开始想的要麻烦一些。我们现在试着再往下想一想。我觉得，要想得更深入些，需要把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一些因素引进来，要把屏蔽异见、暴力支持这些因素引进来。

我们说到，教育难免有灌输的成分，不过，老师虽然规定了你必须学什么东西，他通常却不禁止除此之外你学点儿什么。换句话说，他并不屏蔽相反的信息和异见，不禁止你去参照比较，也不禁止你去琢磨这些东西背后的道理。你必须把这首诗背下来，但你去读别的诗，他不管；不管你懂不懂，你必须背住这个公式，但你偏要自己去把这个公式推演出来，老师并不禁止，多半还会鼓励。洗脑就不同了。我们说传销班是洗脑，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力图屏蔽不同信息。大多数学员是主动参加这种讲习班的，不是像拉壮丁那样把你拉进去的，不过，你一进了传销班，多半会被封闭起来，不允许自由出入，还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我们刚才讲到，专事灌输的宣传机器总是和审查制度配套。

当然，信息自由流通的诉求是相对的。小时候，家长和教师会禁止我们接触暴力和色情之类的东西，即使我们已经成人，仍然有些限制，例如，很多宪政国家禁止传播纳粹思想，禁止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信息流通需要受到何种限制，因时因地有多样的、严肃的讨论，人们的看法也很难完全达成一致，例如，我个人就认为至少不应当禁止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自由探讨，不过，我们很可以承认没有任何地方允许信息完全自由流通。

你也不能因此说，看来大家都禁止言论自由，只是程度不同。程度不同有时是重要的区别。有一个成语叫“五十步笑百步”，我总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都有毛病，一个有鼻窦炎，一个得了鼻癌，你好像不能说，别管鼻炎还是鼻癌，反正都是病。

我们曾问道，爱国主义教育对谁有好处？这个问题也跟一个社会的信息自由程度相关。二战期间，美国和日本都提倡爱国主义，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很爱国。两相比较，美国人有相对较多的自由来接触各方各面的信息，他们相对比较容易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有较多的自由了解到反战的思想，等等；不像在日本那种军国主义环境里，掩盖战争的起因和实情，禁止讨论政府的决定。就此而言，相对而言，美国的爱国主义观念里，洗脑的成分就少一些。不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下面我还要进一步讨论。

我上面说到，用真实还是虚假来区分教育还是洗脑不是最好的角度。的确，一上来就争论谁是真的谁是好的，难免一头雾水。比较看得清楚的区分，在于是否屏蔽异见，而这恰恰是区分真假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难免被灌输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我们一开始不怎么清楚。但若我们有获取信息的自由，能够拿其他的东西来跟教给我们的东西做比较，就会慢慢培养起自己的判断力。

大家都知道，教小学生学东西，强制的成分多一点，而且，不少东西，老师并不讲解背后的道理，就让孩子死记硬背，随着孩子长大，强制因素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依靠讲道理。为什么？很简单，他们长大了，懂道理了，有了自己的判断力。

一开始，是真是假，小孩子无法判断，只能依赖对教育者的信任。然而，当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判断力，就能够反过头来判断一开始教给自己的那些东西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一开始“灌输”给他们的东西是真的，是有道理有意义的，他们就对教育者更加信任，反之，他们就会逐步失去对教育者的信任。

我们不妨把这一点概括为：回顾始知真假。是教育还是洗脑，我们往往不能只看当下是否带有强制来确定。等孩子长大了，知道的更多，眼界更开阔了，自己对好坏对错有了良好的判断力，反过来看当年，他会认可当时老师给他选的诗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他当时这个年龄阅读的。他会看到教育和灌输之间的区别。他回过头看学钢琴的过程，哪怕记得其中包含相当的强制，也多半会理解这种强制。他这时候早知道根本没有圣诞老人送礼物这回事，但不会把这些想成欺骗。

洗脑的情况就不同了——被洗脑的人一旦能够判断真伪，就会感到自己当年受了欺骗，不会感谢当年灌输东西的教师，甚至不能原谅他。

从教师一方面来说，他虽然有一套自己的课程，但他并不限制学生接触别的东西，这恰恰表明他自信他所教的是正确的知识、正当的道理。实际上，这种自信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不禁止学生接触不同的东西、相反的东西，反倒鼓励学生时不时跳出他所教的东西。洗脑者却没有这份自信，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但他显然不够自信，所以需要禁止你接触与他不同的那些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你教孩子吃辣，他也许慢慢就喜欢吃辣了，教一个人喝酒，他慢慢就爱喝酒了。钢琴和数学也是一样，实际上，如果他将来成了数学家、钢琴家，一定是他后来慢慢爱上这个行当了。这是从正面说，如果从反面想，你教给他什么他就爱上什么，正是洗脑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如果洗脑足够彻底，你再也不改变被灌输的观念呢？圣殿教徒直到自杀前的一刻，可能仍然相信他的人生受到了正确的指引。这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反过来再看看你受到的是教育还是被洗脑。极端分子直到在妇女儿童之间拉开导火索，仍然相信他正在为正义献身，那该怎么说呢？与此类似的还有大家都听说过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爱上了迫害者。你看着他受迫害好悲惨，但他即使了解到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仍然不觉得他那是悲惨。在极端情况下，事情的确会糟糕到无法挽回，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必过分恐慌。公开说理可以引导当事人反思，引导他拿观念与现实对质，看到现实生活中还别有很多选择。这一点，下面还会多谈几句。

回顾始知真假好坏，也关联到“对谁有益”的问题。学钢琴是非常艰苦的过程，也许没有例外，学钢琴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都相当抵触，但你长大以后，弹得一手好钢琴，成了莫扎特了，这时候你会感谢逼你弹琴的家长和严格要求你的钢琴教师。即使你没有在弹琴的路上走下去，你也能理解家长为什么让你学琴，你多半也能从学琴的经历中获得很多益处，例如培养了自己的乐感。加入传销团伙的学徒，到头来大多数会发现自己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事后回顾，纳粹主义对德国人民并无好处。

不过，“对谁有益”这个问题还有更复杂的内容。从传销的例子看，灌输观念的一方明显得了好处，被灌输的一方明显吃了亏。但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谁受益都这么一清二楚。其中的一个缘故是，人生的好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好像是无论你认识到还是认识不到，好的就是好的。

对我好还是不好，固然不全是我的主观认定，然而，我们当下对什么是好的认识，我们当下的实际感受，也是生活得好不好的一部分。你女儿想报哲学专业，你坚持让她上商科，你认为学商科对她有好处。她上大学了，谈了个男朋友，你看了看，这男生不像是将来能挣大钱的，坚持让女儿跟一个有钱人家孩子谈朋友。当然，你是为了孩子好。但女儿不一定因此就过得好，她不在乎开宝马住大房子，她宁愿跟心爱的人共同生活。当然，你可能的确是对的，我们家长是过来人，我们知道，人在年轻时候比较浪漫，容易想入非非，等到结婚生子，就变得“现实”了，那时候，她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好。

好，就算你是对的，就算女儿十年以后会发现你当时是对的，你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强扭着她照你的想法去做，仍然是个问题。你为我好，而且你是对的，但我并不因此就该事事照你说的去做。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也是我的好的一部分。私人生活是这样，公共生活也是这样。即使我们有一个关心民众福利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的这些举措是对的，这些仍然不够，政府还有责任向民众解释，与民众商讨。

前面曾问道，要是洗脑的结果是给我脑子里装上了好多真理，洗脑会不会是件好事？不是。我是要真理，但我不只是要占有真理，我要的是追求真理从而认识真理，要的是我自己去逐步认识真理这样一个过程。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并不追求真理，那么，即使真理落到你手里，你也不知道它是真理。何为真理的问题与你是谁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教育的理想是举一反三，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才能举一反三，洗脑则相反，它要的就是消除你的独立见解，你所接受的东西里不包含未来自主生长的种子。

从事教育的长辈和老师当然是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把他们认为正确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力，培养他的自由人格，希望他成熟起来，能够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依他自己的性情，去获得他自己的好，过上一种有充实意义的生活。至于什么是他的有意义的生活，则并不由教育者决定。依我看，这是教育和洗脑最根本的区别。

在这个上下文，是讨论爱国主义教育对谁有好处这个问题的最佳场所。我刚刚说，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受教育者最终能够独立判断，什么是他真正要的好。教育是为受教育者好，然而，这不是像天冷了给孩子多加件衣服是为了孩子好，不像是买个手机是为了孩子好，教育为孩子好，归根到底是要帮助孩子逐渐成长，形成他自己的独立人格，能依赖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去决定什么对他是好的。世上有种种可能的生活，其中只有一种是我选择的，或是我被抛入的，但我并不是被封闭在这种生活里面，我有所领悟地过着这对我唯一的生活。这种生活因此富有意义。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当然不见得在于我从这种生活捞够了好处。它富有意义，蛮可以是因为它富有创造性，蛮可以是因为它为别人带来好处，蛮可以是，像特雷莎修女那样，因为它充满了对不幸的慈悲。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是，因为我为我钟爱的人，或为我的民族，献出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修道士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并因此而幸福，这跟朝鲜民众的幸福感不同，不是因为他看不见修道院之外的灯红酒绿，好像他一旦有了别种生活的可能就会立刻去过别一种生活。为国捐躯的壮士宁愿牺牲自己，不是因为他被洗脑了，而是因为他若临阵脱逃，他就否定了自己生活一场的意义。

▌在洗脑过程里，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往往起到‘压仓石’的作用

一开始，洗脑的几个要素我们是分开来讨论的，但到后来，我们逐渐看到，是否灌输，真实与虚假，对谁有好处，屏蔽信息，以及我们还没有讲到的一些因素，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例如，我前面说到，要进行洗脑，屏蔽异见是很重要的，但是，若无其他因素协助，屏蔽异见的作用其实也有限。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过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你们可能读过杨绛的《洗澡》，对，当时不叫洗脑，叫洗澡。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眼界并不十分闭塞，好多知识分子从前读过好多别样的书，了解别样的世界，不少还是从美国欧洲回来的。但思想改造运动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总体上主动参与了这场改造运动。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前辈，读过不少回忆录什么的，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有很多当时的确抱有某种真诚投入这场运动，后来也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早在前面几十年，受到种种思潮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存着想要融入时代潮流、想要接近工农和广大人民的念头。

不过，自我改造的真诚愿望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思想背后，还有好多实实在在的手段。说得轻，你改造得好，你当了教授，当了主任，提了工资，收到高级会议的邀请信，你改造得不好就得不到这些。说得重一点呢，你改造得很不好，你拒绝改造，那你就会得到另一些东西，啥东西呢？我无须多说。

没有强权做靠山的主张，即使流于喋喋不休的宣传，也很难把它说成是洗脑。祥林嫂喋喋不休，是让人烦，但没人说她在给我们洗脑。前面提到过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我恐怕这本身就是一句谎言，因为它不提纳粹暴力机器的支持，没有这种暴力支持，那套宣传即使再重复几千遍恐怕也难变成“真理”。宣传和屏蔽异见是洗脑的明面，背面得有暴力支持。你要是不信他的宣传，你非要去打听你不该知道的事情，那里可有一套拳脚伺候。

在洗脑过程里，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往往起到“压仓石”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洗脑，我们首先会把它和强权连在一起。

离开暴力，洗脑很难成功，即使成功，一旦暴力胁迫消失或减轻，洗脑的效果往往很快就挥发了。刀尔登最近出了一本小集子，叫做“亦摇亦点头”，其中一个反复提到的观察是，他小时候，铺天盖地都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可是后来读到一点点相反的或只不过是不同的东西，脑子里原来那套观念挺快就瓦解了。

你也许会说，刀尔登这个人比较聪明，智商比常人高一点儿。那就拿我自己举例吧。我比刀尔登大十几岁，在那套意识形态的环境里待的时间更长，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更晚，但基本情况也差不了很多。例如，我从小听到的全部是斯大林怎么怎么英明伟大，可是才读了一本德热拉斯的《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原来那种观念就动摇了，一本不见经传的小书，怎么就让我开始信德热拉斯了，不信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有时会有这样一幅图画，仿佛在观念之争中，这边是一套观念，那边是一套观念，两套观念都悬浮在空中似的，即使它们都为各自提供一套理据，这些理据也都悬浮在空中。可是我们并非只有观念，观念之外，我们还有个现实世界呢。这么说有点儿本末倒置，实际上，首先影响我们的，是现实世界。有些观念飘在空中，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连在现实世界之中，它跟你的有血有肉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你一旦有机会接触这些比较实在的观念，原先那些观念往往就暴露出空洞、虚假。你开动宣传机器把你那一套灌输给千千万万的人，但若跟现实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观念与观念不同，有些观念是些空洞的、虚假的观念，有些则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以前谈得比较多，今天只说这么几句。

当然，我并不是说，洗脑机制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暴力。宣传、屏蔽、被洗脑者自己的愿望，这些也都是真实的因素。但我怀疑，去掉了暴力的因素，我们就很难全面地刻画洗脑机制。而且，暴力并非只在外部起作用，它还会跟机制里的其他因素产生化合反应。我们刚才讲到自我改造的真诚愿望，也许，只有联系于暴力才能更深入地分析这种真诚。我们并非所有时候都能把真诚与被迫、主动和被动分得清清楚楚。

有时候，我被胁迫去做一件事，我讨厌人家胁迫我，我恨别人胁迫我，但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也许会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不是被胁迫的，我是自愿去做的。不说别的，这里涉及我的自尊，自愿去做一件事情比较多一点尊严，被人胁迫去做一件事情，尊严就少一点。我不想再在这个方向上分析下去了，人性中有很多让人不忍深思的东西。

▌凡在我们看不见暴力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

我们从好几个方面谈了谈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最后我还想说一说另外一个区别，那就是，教育者一般不讳言自己是教育者，接受教育的人通常知道自己在接受教育，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洗脑的情况却不一样，实施洗脑的，不说他在洗脑，被洗脑的人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我们现在回顾四人帮时期，把他们那一套做法叫做洗脑，那时候不是这么叫的，叫做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说朝鲜人民被洗脑了，这是我们的说法，不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他认识到自己被洗脑了，他差不多已经脱离了被洗脑的状态，就像梦醒了知道自己刚才在做梦。当然，有可能有梦里套着梦这样的情况，你从一层梦里醒来，其实还是在另一层梦里，就像在盗梦空间里。我们这代人回顾年轻时候，有人说那时自己被洗脑了，但谁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另一种被洗脑的处境里呢？推到极端，只有梦，没有醒，只有洗脑，没有教育。我今天不处理这种极端看法。